咨询热线
0371-63696602
0371-63696602
据媒体报道，4月8日美伊宣布停火后不久，特朗普即在社交媒体称，美国舰船、飞机及军事人员“将继续驻扎在伊朗境内及周边地区，直至协议得到全面遵守”，并警告如果协议落实受阻，“战火将更大、更强、更猛烈”。与此同时，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当日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完全关闭，部分油轮被迫返航。有分析人士指出，停火协议的高度脆弱性与霍尔木兹海峡“随时关停”的现实风险相互叠加，正揭示出一个加速显现的趋势：对关键通道、关键技术与关键供应链的掌控能力，日益与传统军事实力并驾齐驱，经济安全正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
相关趋势亦可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于2025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得到印证。报告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与生物技术三大关键领域，系统梳理了美国在半导体化学品、稀土精炼、印刷电路板以及活性药物成分等关键环节对中国的深度依赖。报告指出，当前美国出口管制的执行能力已明显滞后于管制范围的扩张，并围绕投资、供应链与出口管制三大维度，提出了一揽子涵盖产业政策、投资审查、制裁与关税在内的系统性政策建议，呼吁美国政府设立“经济安全中心”，以整合分散于各部门的相关职能。
报告所列出的美国“脆弱清单”——从稀土精炼到活性药物成分，从印刷电路板到集成电路基板——清晰勾勒出美方视角下中美经济博弈的攻防重点；而对出口管制执行乏力、私人资本参与不足等结构性问题的直言不讳，也为研判美国未来政策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编写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经济实力向来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更是美国军事与外交实力的关键支撑。然而，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与粮食市场的冲击、中国加快掌控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行动等因素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增长、技术主导地位乃至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补贴、进出口管制、本地化和政府采购、投资限制等政策工具维护自身经济安全（详见图1）。本报告系统性分析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传感、通信与计算）和生物技术三大关键领域面临的风险，并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以及辅助美国政府决策的政策分析框架。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是未来技术竞争的三大关键领域。之所以将这三大领域选为未来技术竞争的焦点，是因为这三大领域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之间的融合具备巨大的民用与军事潜力（如表1所示）。到2040年，这些技术的发展预计将带来年均29万亿美元的产值，显著推动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本土就业岗位、制定全球技术标准、巩固国家安全和塑造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技术主导权面临的挑战只有政府才能应对，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短缺也亟待政府进行针对性的投资（详见图2），特别是生物科技和量子技术领域因其技术风险高、回报周期长、资金投入大而难以吸引私人投资。
报告认为，美国政府亟待采取措施维护美国经济安全。本节列出了可供美国政府选择的经济安全工具包 （表 2 ） ，后续章节将详细论述美国政府应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来维持美国在三大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本节探讨如何运用经济安全政策工具在未来五年内推动美国取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的主导地位。本章总结了三大领域的发展现状，系统分析了三大领域在投资、供应链和出口管制方面的关键挑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见表3）。
美国在 AI 领域获胜意味着要在 AI 技术体系 （详见图 3 ） 中保持领先地位，占据全球 AI 市场的主导份额，并延缓尖端技术向竞争对手的扩散。美国在 AI 创新和数据中心建设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中国正在缩小技术差距，在数据中心供应链中的份额逐步扩大，并在稀土开采和精炼方面近乎垄断。为保持领先，美国政府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以建立制造能力，并强化出口管制以保护数据中心。
斯坦福人工智能指数显示，尽管美国的机构在2024年开发了40款AI模型，中国仅有15款，但中国模型在加速迭代，其主要性能指标几乎与美国齐平，且中国在数据获取和人才储备方面更具优势，有望后来居上。随着商用AI在全球持续扩张，私营部门将逐渐主导AI创新。在2024年美国AI领域投资总额的1140亿美元中，1091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相比之下，中国AI投资总额为980亿美元，其中560亿美元来自公共投资。到2030年，全球企业将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上投资约7万亿美元，其中约40%的投资额将投向美国。
要确保AI建设按计划推进，美国还需补足电力供应短板、简化投资审批流程、增加专业人才供给以及加速AI应用落地。由于审批流程简化和电网接入提速，中国AI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比美国快6至16个月；2024年美国AI工作岗位存在50%的人才缺口，70%的现有从业者需要提升技能才能符合技术发展需求，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出现近40万人的半导体工程师岗位缺口，仅北美就有10万人的缺口；中国政府正在加速推广学校、金融、公共服务和工业部门运用人工智能，旨在2030年实现中国经济部门90%以上的AI覆盖率，但美国中小企业、联邦和州政府运用AI面临着成本高昂、投资回报率存疑、缺乏专业培训、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难题、政府采购流程复杂等障碍。
美国AI主导地位的短期威胁主要来自供应链（详见图3）。美国在半导体、数据中心组件及关键矿产领域仍存在多个卡脖子环节。芯片制造中的湿法刻蚀和干法刻蚀工艺所需的化学品主要来自中国，硅片和光刻胶依赖日本，集成电路（IC）基板依赖中国台湾省、韩国和日本，先进芯片制造设备依赖荷兰和日本。
数据中心面临的供应链风险主要包括燃气轮机、变压器和不间断电源等关键电力设备及组件，这些设备虽在美国国内生产，但其原材料依赖进口且因市场需求旺盛导致交货周期冗长。用于稳定电网和偏远地区数据中心部署的电池储能系统 （ BESS ） 仍高度依赖进口。印刷电路板 （ PCB ） 设计制造及组装 （ PCBA ） 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省，企业不愿承受供应链迁往美国的高昂成本。美国还需在下一代冷却技术与先进光收发器（用于数据中心内部信息传输）等优势领域保持警惕。 2017 至 2023 年间，中国政府的激励政策助力本土企业抢占先进光收发器市场份额，导致美国市场份额从 67% 骤降至 43% 。
鉴于关键矿产对半导体制造和数据中心组件不可或缺，中国在关键矿产开采和精炼方面近乎垄断的地位是另一个重大风险。美国70%的稀土资源和近100%的重稀土资源依赖中国供应，用于硅基芯片制造的砷和用于量子低温冷却器制造的钬铜则完全仰仗中国进口。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拥有可观的关键矿产储量，但都要依赖中国庞大的冶炼加工能力将矿物精炼成可用化合物。因此，中国的稀土精炼基础设施是美国供应链去风险化的重大挑战。
美国一直难以对先进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自2022年以来，美国出口管控措施（译者注：指2022年10月7日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台的一系列旨在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出口管制措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尽可能保持对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先进半导体仍持续流向被禁国家，中国已经在深紫外光刻技术（DUV）和先进封装领域取得突破。出口管制应当升级为一项长期战略，以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
美国现行出口管制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出口管制主管机关BIS目前难以吸纳行业专家参与管制机制设计，且依赖过时的数据系统进行监控；BIS的人员配置严重不足，未能跟上管制措施增长的步伐；违反出口管制的处罚力度相对宽松，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应将重点聚焦在封堵供应链安全漏洞和强化出口管制。由于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巩固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具备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述两方面的政策建议将放在本章节末尾专门论述。
支持美国制造业，通过激励措施促使供应链从非友好国家转移，避免供应链过度集中。据麦肯锡测算，公共投资和外资可撬动额外 5 倍的私人投资，并创造数十万就业岗位。
美国政府应鼓励日本企业将半导体化学品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在国内补贴印刷电路板 （ PCB ） 工厂并推动产业转型，支持美国企业在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扩大 PCB 制造规模，对集成电路基板产业延长税收抵免政策期限并扩大至半导体产业链的其他环节。
提升BIS的专业知识、技术和权威。具体包括：放宽技术专家招聘权限、采用现代数据分析技术优化出口管制设计、识别规避手段并评估管控效果、立法规范BIS下属的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办公室（OICTS）的权限。
提高出口管制违规处罚力度，使其与非法交易金额挂钩，并将处罚范围扩大至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商务部应对违规行为处以最高达非法交易金额两倍的行政处罚，司法部与财政部应强化银行对蓄意协助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
在 美国政府机构之间建立高效的技术拆解机制。该机制通过整合国防部、国家安全局的特殊采购权限与商务部专家的专业知识，在政府机构之间建立全方位的技术评估网络，以更高效地评估外国技术发展态势和相关管控的有效性。
量子技术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传感三大领域。量子计算利用量子比特（qubits）实现复杂运算的快速处理。量子通信基于量子力学原理，可大幅提升通信安全性。量子传感原理与此相似，可实现原子级别的精确测量。
相比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处于更为初级化的阶段。要在量子领域取得突破的关键在于研发领先并率先实现商用规模的量子计算。其中 “ 门电路 ” （ gates-based ） 技术尤为重要，其适用性最为广泛，理论上可运行任何量子算法。当前美国在量子计算与传感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在量子通信的某些方面占据优势，并在通用量子研究领域投入巨资。美国政府应根据研究进展向最具突破可能性的量子技术研究提供定向支持，降低实验设施建设成本，并将新型技术方案及配套设备纳入盟友与合作伙伴的出口管制监管范围。
在三大量子技术中，量子计算代表着最大的经济机遇，到2035年可能创造1至2万亿美元的产值。实现实用级量子计算需要在硬件领域投入至少数十亿美元扩大量子计算机专用组件的生产规模。
由于量子技术研发周期长、商业需求不足和技术风险高，量子技术初创企业和大型上市公司难以获得资金。因此，量子技术发展的前期阶段需要大规模政府公共投资。美国政府目前对量子技术的支持政策存在政策空白，亟待国会立法予以填补。
人才缺口是美国在量子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量子人才需求增速远超供给，但学术培养路径有限、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科研技能与商业应用能力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美国若不及时应对，这些发展机遇恐将被其他国家抢占。
美国依赖中国供应精密激光器、钬铜合金以及商用现成组件（如印刷电路板、非线性晶体和反射镜）是供应链的主要风险（详见图5）。用于精准调控量子比特和激光冷却原子的精密激光器对多种量子技术均有重要作用，而目前中国激光器凭借高性价比占据市场主导地位。钬铜合金作为超导量子比特所需低温冷却器的关键材料，目前90%依赖中国进口。中国还是量子系统控制组件的重要来源，美国印刷电路板进口总量的30%来自中国，全球42%的非线性晶体来自中国。
量子技术供应链的去风险化需要与盟友及合作伙伴加强合作。芬兰是专业激光组件（即半导体可饱和吸收镜，SESAM）和稀释制冷机的主要供应国，日本则是蓝宝石氮化镓激光二极管和200毫米蓝宝石晶圆的唯一或主要生产国，同时具备生产钬铜材料的能力。德国则是超高真空腔室、激光二极管、超导纳米线和锶等关键材料的重要供应商。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和英国也可供应部分真空腔室、稀释制冷机等组件以及铟、锶、铝等矿产。
2024年9月，美国宣布对量子计算机的核心设备、材料及软件实施全球出口管制。这些措施不仅延续了此前的管控力度，更将矛头直指尖端量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占尚未问世的技术先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量子技术的国际化程度较高，美方此次管制举措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和英国等主要盟友保持高度一致。
鉴于量子技术尚处萌芽阶段且管控范围有所扩大，当前首要任务应是监测和评估这些管控措施的实际成效。由于软件产品存在开源开发和发布的特性，量子技术相关软件的管控可能面临更大挑战。
采购两台量子计算机。国会应拨付13亿美元的初始资金，其中10亿美元用于支持国防部采购一台实用规模的量子超级计算机，以逐步催化量子计算机产业，其余3亿美元用于采购整合了量子处理器与传统芯片的混合超级计算机。
更新《国家量子倡议》（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简称NQI），重点深化国际伙伴关系，以加强研究和供应链安全。NQI此前的执行效果良好，但亟待修订。2025年进入国会听证会程序的《NQI更新法案》将通过扩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将有效期延长至2034年12月和追加27亿美元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量子技术发展。
加强对美国科研机构从重点监控国家采购量子设备的限制。美国政府应调整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佛罗伦萨协定》 （ UNESCO Florence Agreement ） ，为美国制造的量子研究设备提供优惠，同时避免向重点监控国家制造的同类产品提供此类优惠，并对采购自盟国及伙伴国家的量子技术相关产品免除进口关税。研究机 构的采购需求可纳入联邦资金支持范围，美国商务部可考虑对量子组件相关安全风险启动 ICTS 调查。
生物技术有望在未来通过利用细胞和生物分子彻底改变物质世界，颠覆药品疫苗研发、军事科技应用、化学品和关键矿物等行业的现有生产方式。
作为多家顶尖生物技术公司和创新技术的发源地，美国凭借由公立与私立科研机构、基础研发资金支持以及成熟的药物上市通道构成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长期占据行业领先地位，但中国利用其在活性药物成分 （ API ） 和关键起始原料 （ KSM ） 生产效率方面的突出优势大量承接美国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外包项目，加速从生物制造中心向全球药物研发创新基地转型。报告认为，美国必须在研发和专利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以引领下一代生物技术发展，同时着力解决供应链漏洞问题，否则中国将抢占未来市场的先机。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目前对外国供应商的关键原料和研发外包服务越来越依赖，同时面临技术人青黄不接的挑战。美国政府必须减少对中国供应链和研发服务的依赖，同时加倍投入创新， 并解决人才问题。
美国依赖中国提供药品基本原料，以及研发和生产服务（详见图6）。中国和印度供应了美国药品近60%的活性药物成分；美国消费的成品药中约40%是进口的，而这些药品的原料约有80%来自中国；美国仅有10%的通用原料药在美国本土生产。过去五年间，美国制药企业从完全不从中国引进药物，到如今三分之一的候选新药都来自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若失去这些供应渠道，美国将面临抗生素、退烧药等基础药品短缺的危机。
美国企业正将临床前试验、生物制剂研发生产等全流程研发制造服务外包给中国公司，这些供应商正凭借其技术优势抢占市场先机。仅药明康德一家中国公司就参与研发了美国市场近四分之一的药物。这使得知识产权和生产技术日益集中在中国企业手中。
美国本土生物制造产业的发展面临关键材料设备供应周期长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昂的双重制约。用于基因治疗或疫苗试验的病毒载体的采购周期长达 12 至 15 个月，而作为细胞培养和生物制品规模化生产关键设备的生物反应器同样是重大瓶颈。新建生物制造工厂的建设周期通常长达 2 至 5 年，建设成本最高可达 20 亿美元。在美国本土制造能力不足的背景下，美国企业将继续依赖欧洲和亚洲这两个占据全球 80% 生物制药产能的地区。
美国及其盟国近期加强了对生物技术的管控。 2025 年 1 月，美国宣布对生物技术设备及相关技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涉及用于生成大规模、高精度生物数据集的高性能流式细胞仪及部分质谱仪设备。此次管制措施主要旨在限制中国获取用于军事用途的高质量数据，与澳大利亚、欧盟和英国实施的两用物项管制政策一致。生物技术尚未纳入美国对外投资审查制度，这可能限制美国政府对相关海外交易的监管能力。
建立覆盖全国的先进生物制造中心网络，为前沿生物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提供支持。每个中心将为生物技术公司提供生产支持，帮助其从概念验证阶段过渡到早期商业化生产。政府将采购或承担生物制造设备的部分成本（公用设施、实验室、试剂和仓储等），简化园区建设大型设施的审批流程，并将联邦研究项目集中布局。私营部门承诺为每个枢纽投入数倍于联邦资金的配套资金，用于支持原材料加工、质量控制和员工培训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该网络可从四到六个中心起步，随着绩效表现、资源状况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逐步扩展。
建立生物技术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国家安全技术领域中现有计划尚未覆盖的高优先级方向。该基金将由专业的非政府投资机构管理，可为生物科技初创企业提供mRNA平台、基因组工程、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股权融资，还可撬动来自盟国的投资，降低公共资金未来的投入需求。
提供提前市场承诺，明确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生物技术应用需求。传统上，这类需求侧计划主要针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其应用范围应拓展至国家安全领域。美国政府需要明确私营部门的开发目标，制定采购标准，并承诺在满足特定安全性和有效性指标后进行采购。
将生产、研究外包服务转移至更可信的市场。美国应推动CDMO/CRO服务从中国向更可信的市场转移，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加拿大、捷克、印度、波兰、韩国和英国都具备承接能力，若遭遇供应短缺，美国及其伙伴可迅速调动生产能力。
鼓励美国企业储备KSM和API，并支持其在可信市场生产药物。美国政府激励美国制药企业储备六个月的KSM，并强制要求储备物资必须来自可靠渠道。政府可承担企业储备物资所需的额外运营成本。国家储备库可用于填补现有缺口。
对来自重点关注国家的生物技术领域投资增加报告要求。被追踪的投资可能包括：跨国生物制药合作、许可协议、联合开发和研究协作等。这些信息将帮助美 国政府更准确地评估当前风险，并考虑是否需要加强管控。
关键矿产的需求贯穿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以及小部分生物技术领域。特朗普政府已采取多项重大举措推动国内关键矿产资源开发。以下建议旨在实现如下目标：到 2035 年，在任何加工阶段，每种关键矿物来自单一国家的比例不超过 65% （详见图 7 ） 。
（1）扩大国防储备。国会应拨款20亿美元扩充国家国防储备（NDS），以保障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及生物技术基础设施所需高风险材料的供应。虽然部分材料已实现限量储备，但镓、钕、钬铜、氦-3、铌等关键物资仍处于零储备或微量储备状态。国会应通过新增拨款、完善年度采购上限等方式确保关键材料及时到位。
（2）明确未开发资源分布。国会应拨款完成美国地质调查局地球测绘资源计划，系统识别并评估全美大陆的关键矿产储量。通过地下层析成像技术实现高精度地质测绘，打造地下资源的“谷歌地球”。
（3）加快审批。改革联邦审批制度，缩短矿山投产时间。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第14241号行政命令于2025年3月将关键矿产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快速审批-41”计划，旨在提升联邦机构间的协调效率，确保基础设施项目环境评估的及时性。该项行政命令还需整合各监管机构的重复审批要求、增加审批机构的资源投入、减少诉讼引发的延误等配套改革措施。
建立回收体系。强化对研发和回收的财政激励，为废旧电池、电子产品及永磁体（特别是锂、钴、稀土等高价值材料）打造完善的回收基础设施。美国能源部推出的旨在开发先进低成本电池回收技术的ReCell计划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开发先进回收方法。投资合成生物学和生物过滤等下一代分离技术，实现从废弃物中提取有价值的金属。增加对已取得成功项目的资金支持，并为开展新兴开采技术研究的大学提供资金。
加强替代材料研究。超材料和量子合金等材料有望使关键应用领域减少甚至摆脱对稀土的依赖。美国能源部先进能源研究计划署 （ ARPA-E ） 的反应堆计划正在开发低成本的稀土替代方案，未来应涵盖磁性材料之外的其他领域。待替代材料确定后，应追加投资建立量产能力。
毋庸置疑，美国必须培养出全球顶尖的程序开发者、生物学家、量子科学家等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同样关键的是那些能建造、运营和维护支撑这些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的技术工人。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维为例，就需要培养更多电工来管理电力需求，机械师来制造关键部件和设备，以及技术人员来安装和维护冷却系统。
人才战略需要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联动，涉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早期教育至大学教育的各阶段、职业培训和研究项目以及各种规模的私营企业。在州和地方层面，相关进展已初见成效。鉴于该议题的重要性远超本报告的讨论范围，工作组建议应以该议题为核心开展专项研究。
经济战时代已然来临，但美国仍在沿用上世纪的武器，无法适应创新浪潮与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新挑战。美国政府亟需加强跨部门协作、深化技术专长，并采取更积极的私营部门合作模式，以有效制定并落实经济安全政策。不同于军事领域，经济安全领域既缺乏使用工具的“行动纲领”，也缺少指导原则，协调演练和培训更是凤毛麟角。为填补这些空白，工作组建议建立经济安全中心、升级经济安全工具，并制定强化经济安全实践的指导原则。
美国政府的经济安全能力分散在几个部门和机构中，经济安全政策由此长期受困于决策机制碎片化和机构能力不足的双重困境。要制定有效的经济安全政策，还需政府与私营部门建立清晰且持续的沟通机制。为应对这些挑战，行政部门与国会应携手合作，在商务部设立经济安全中心（Economic Security Center），承担三大核心职能：
（1）经济战模拟，召集公司代表和政府官员，以改进防御和进攻手段，模拟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并利用外国市场机会；
（2）跨部门协调产业政策，确定战略产业，消除机构间壁垒，统一激励措施，类似于CFIUS 的协调角色；
（3）与财政部和司法部组成出口管制特别工作组，以提高出口管制处罚的威慑力，利用现代数据分析监控管制措施和识别违规行为，并调动美国政府的全部权力实施处罚；
（4）加强对外资影响的评估，包括与财政部合作，将 CFIUS 和对外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整合进 CFIUS 的年度报告中，该报告评估了合规成本以及规则对科技研发、投资和人才的影响。
（1）通过灵活招聘机制招募行业专家，为美国政府提供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分析和建议；
（3）提供供应链预测和监测系统，向企业收集供应链风险信息，并在风险恶化之前识别新风险和值得关注的依赖性；
（2）向美国公司提供数据以协助其对外国实体进行尽职调查，包括投资者、客户和技术研发合作者；
（3）提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渠道，使政府能够与企业分享风险和机会，企业能够与政府实时分享产业信息；
（5）提供美国政府项目的指南，包括提供的服务、要求、成功范例、联络点，以帮助中小企业获得美国政府项目；
产业政策和出口管制是经济安全政策工具的矛和盾，美国政府需同时升级经济安全的矛和盾。
美国扩大出口管制的力度已超出政府的执行能力，美国企业可能陷入被动，导致关键技术难以及时交付给合作伙伴和盟友。美国政府应当减少管控项目并加重违规处罚。工作组建议采取以下行动：
（ 1）定期审查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限制性措施，以确定管制措施是否应保留或取消。应将管制范围聚焦在更重要的项目上，以提高执法部门的执法效率，降低美国公司的海外经营成本。应将全球广泛流通的两用物品从美国管制中剔除；
（2）建立中央统一的外国军售清单，每两年进行审查和更新。现行流程存在多头管理、适用范围过广、更新速度缓慢的问题。该清单应聚焦于需要培训和服务以实现长期协作与维护的技术 ，并鼓励直接商业销售以加快签约速度。国务院将与国防部协同维护该清单。定期更新清单，剔除过时项目，确保清单内容与技术发展同步；
（3） 借鉴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 AUKUS ） 的模式，为美国盟友免除部分许可证要求。美国政府应以取消许可证为条件换取盟友在出口管制方面的紧密合作，将更多资源用于对重点关注国家的出口管制；
（4） 将美国政府军售审批权从商务部移交至国务院。国务院更适于处理合作伙伴提出的需求，从而使商务部集中资源处理非国防领域事务。国防部则继续负责评估合作伙伴需求、监督军售合同执行；
（5） 在合作伙伴市场试点 “ 防务交易团队 ” ，高效整合美国驻外使馆、国防部、商务部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以推进对外军售。
正如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章节所述，私人投资会流向回报预期最高的领域。在风险较高或潜在回报较低的关键领域，美国政府在引导私人资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引导资本流向投资不足的领域，工作组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为来自可信外国机构的投资设立快速通道。具体措施包括：更新并扩大 “ 目标 ” 国家和投资者的名单 （五眼联盟以外的） ，用评估与美国对手关系的标准取代现有的董事会成员国籍审查机制。名单上的投资者可免于强制申报，享受简易申报流程；
（2） 批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 DFC ） 进行如下改革：更新其预算中对股本的处理方式，以反映现有的联邦贷款方案；采用与世界银行贷款类别一致的国家资格 （译者注：指申请 DFC 贷款的国家需满足的资格条件） 并扩展至中高等收入国家；延长政治风险保险产品的期限和规模。这些改革将使 DFC 能够在关键技术领域催化更多私人资本；
（3） 批准美国进出口银行 （ EXIM ） 进行如下改革：将不良贷款率上限从 2% 提高至 4% ；豁免国家安全交易的不良贷款率限制；用出口额和就业岗位创造标准取代国内含量标准；将“中国和出口关键项目” （译者注： China and Export Transformational Program, 简称 CETP ，是 EXIM 推出的一项为面临中国竞争的美国出口企业提供协助的政策，目前涵盖十个领域） 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数据中心、关键矿产等重要领域；
（4） 联邦政府拨款设立基金，用于为半导体、量子、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初创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此类贷款不应以创始人出让所有权为条件；
（5）放宽硬科技初创企业认定标准。可将资产总额门槛从7500万美元提高到1.25亿美元，特定类别资产（如联邦资助的研发资产或非稀释性拨款）不纳入统计，或将认定测试推迟到企业产生收入或技术节点等后期阶段。
以下原则旨在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判断何时以及如何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干预市场。若对以下问题回答肯定，则代表实施经济干预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概率较大；若回答否定，则需谨慎决策。每一原则还听取了前美国高官的建议。
1. 市场障碍：是否存在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市场障碍？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可使对手军事力量受益或赋予对手军事优势的两用技术、资本或其他形式的支持；
（2）对关键供应链的垄断或过度集中在某地区，特别是但不仅限于重点关注的国家；
（3）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例如缺乏对重要战略领域（国防、关键基础设施、高端制造业等）的私人投资；
（4）信息不对称，例如公司或外国政府并不知悉某实体与对手国家之间的联系。
（1）区分供应链来源（可信与不可信）和商品类别（战略与非战略），以保持对国家安全的关注；
2. 关注点：干预措施的目标是否明确界定且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相关工具是否直接针对风险？过去的实践表明，美国经济工具在特定条件下适当使用时，可成功推进如下目标：
（2）将广泛金融制裁、出口管制等强力工具的使用限制在危及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形下；
（1）能力，对关键网络、生产要素或专有技术的掌控、充足的投资资源和明确的法律权限等。
（4）政府执行能力，包括技术专长、数据和情报、执法能力和应对监管障碍的权力；
（6）实施时间，要考虑关键对象的行动和反应、对手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技术发展趋势。
（2）确保实施和维持惩戒措施的威胁是线）与私营部门保持沟通，以获取技术与供应链方面的洞见，理解企业的利益诉求；
（4）预设对手会采取反制行动，并评估其克服干预措施所需的时间是否具有重大意义；
（3）创新成本，包括美国公司投入研发的能力，以及对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制造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和竞争力的影响；
（4）外交成本，包括对伙伴和盟友的经济影响是否影响他们对干预措施的长期支持；
（1）提高一级制裁的使用门槛，同时降低次级制裁的使用门槛。这将使制裁范围限制在最重要的案件上，增强制裁的效果；
（2）由于经济权力以及对手的适应能力具有渐进性，政策制定者倾向于高估实现预期政策效果所需的资源，应修正此种错误；
（3）随着时间推移使政策效果及对美国竞争力的影响逐渐显现，重新评估这些措施的成本和效益。
上述原则可提升美国政府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为重构美国经济安全体系提供了系统性的框架。政府持续评估干预效果至关重要，这既能及时调整策略以实现当前目标，又能为完善美国经济安全机制、工具和实践提供依据。
未来关键技术的竞赛已经打响，中国正在逐渐取得优势。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领域，领先与落后之间的差距将体现在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机遇上，以及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和国防实力上。美国必须运用其经济权力以保持领先。